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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是康姆去是谷”∣上海第一批“官方认证”的美国英语老师

上海美国研究 2020-09-22 15:53:37

1863年,李鸿章看到了上海连接中西的优势,奏请仿照京师同文馆之例,设立上海同文馆。迎来的第一批外国教员就包括美国人林乐知(Young J.Allen)、金楷理(Carl Traugott Kreyer)等人。这些洋老师不仅教书育人,还与学生合作译书,培养并影响了一代仁人志士。



1862年,自浙江定海来到上海的14岁少年朱葆三发现了一个现象:凡是那些操着洋泾浜英语,能和洋人打交道的中国人,收入总是比普通人高一些。这个当时在五金店当学徒,每月只有五角的月规钱,根本上不起英语培训班的小伙计,偶然听到隔壁店铺伙计在念英语,就毫不犹豫的把自己的月规钱全部给了这个人,每天晚上跟他学一小时的英语。这位后来的上海总商会会长,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当时自己的这笔投资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凭借着一点点学来的二手“洋泾浜英语”和珠算知识,朱葆三在两年后就成为了“协记”的总帐房。



有类似经历的还有叶澄衷,这个常年在上海外泾桥边摇橹,向洋人贩卖杂货的小伙计,也是将自己的月规钱送给那些中国通事们,去学了洋泾浜英语。他也同样得到了回报。1862年,他自己的第一家,也是中国人独资的第一家五金铺开张了。


通商带来的巨额贸易利润,让来自苏北宁波乃至全国各地到上海讨生活的学徒工,即使毫无文化基础或政治敏锐之观察,也凭借本能认识到学习英文带来的实际好处。


播下变革的种子


英文,是小人物改变命运的生计工具,也是大人物改变国家命运的重要凭借。


1863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看到了上海连接中西的优势,在京师同文成立的第二年,奏请仿照京师同文馆之例,在上海设立上海同文馆。上海同文馆后更名为上海广方言馆。


李鸿章选择上海,一是看中上海作为通商口岸,是“洋人总汇之地”,便于博采周咨,具有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二是为国家培养靠得住的外语洋务人才,他认为以往与外国交涉所倚靠的中国通事,要么是广东宁波商人子弟,要么来自外国人义学,往往追逐利益,易与外国人勾结行欺骗之事;三是丰富人才来源,避免八旗子弟对外语一事的垄断。

 

林乐知

 

学馆的第一位外国教员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Allen,1836-1907),除去一段时间短暂离职,他总共教习十三年,且教学得法,评价甚高。1869年,上海广方言馆并入江南制造总局之后,他与后来加入的美国教员金楷理(Carl Traugott Kreyer)也同时兼任翻译馆翻译一职。他们上午教习英文,下午译书,学生学成之后便加入他们,一同合作译书。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上海广方言馆)

 

林乐知翻译了反映西方政情的书目《列国岁政计要》、《东方交涉记》、《四裔编年表》,以及根据英国《泰晤士报》编译而来的西方大事要闻集《西国近事汇编》。金楷理则翻译了大量军事科学和船政航海类书籍。因传播西学所做出的贡献,他还获得清政府授予的四品头衔。


清廷官方办立西学,虽然尚未超出“中体西用”的范畴,但也播下了变革的种子。戊戌变法时代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是阅读上海出版的译本,备受震动、大开眼界,开始了探索新知之路。


在中外教员协力之下,上海广方言馆在清末三大官办外语学校中,所培养学生最为优质。毕业生在政治经济外交诸领域都做出建树,例如中国第一部英文文法书《英文举隅》的译作者汪凤藻;成为中国新一代外交官的陆征祥、胡惟德、刘镜人、刘式训;从事西书翻译与教学的钟天纬、火荣业、严良勋;投身经济界的张君励、张嘉璈兄弟等。

 

艰难的起步


对比上海广方言馆与京师同文馆章程,前者对英文作用的认识,已经向前进了一大步。培养外文人才的目标,不单单是解决外事工作的燃眉之急,而是学习西方“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求中国富强之道。而后者虽坐落于京城且起步更早,在发展过程中却几度举步维艰。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士大夫阶层中的有识之士已经察觉到时势之变。他们颇有远见的意识到,学习英语一事虽小,却关乎帝国命运。1859年,时任翰林院编修、精通洋务的郭嵩焘即上了一道名为《请广求谙通夷语人才》的奏折,奏请咸丰皇帝设立外语学校。他说,“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习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夷之款要,莫切于是。”


无独有偶,1861年,寓居上海的翰林冯桂芬在文章中写到,中外互市已经有二十多年,外人“多能习我语言文字之人”,对中国的“吏治民情,言之历历”,但在中国的士绅当中,能懂外语的,却“绝无其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不懂外语已经造成了巨大的信息鸿沟,中国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毫无主动权可言,更谈不上纵横捭阖,甚至连小小的沟通障碍都有可能上升为巨大的政治风波。


此前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负责外事谈判的奕訢,切身认识到缺乏外语人才所带来的巨大危害。而且,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中第五十条约定,此后英国文书俱用英文书写,若遇文意冲突,总以英文作为正本,日后也遵照此例。1861年,他上奏咸丰帝成立统筹洋务和各国邦交的中央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培养外语人才。


奕訢原本准备从广州上海等地挑选英文教习,却发现“广东则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最终不得不聘请英国人包尔腾做洋教习,中国人徐树琳任汉文教习,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就这样成立了。



尽管学习英文一事迫在眉睫,开明士大夫曾纪泽等从朝廷争取到财力支持,然而在京师浓厚的保守社会氛围肘掣下,同文馆的事业起步艰难。面向八旗子弟招生的同文馆所订章程待学生极为优厚,初进馆每月三两膏火银,后增加为每月十二两,而当时给中堂尚书家教读的翰林也不过每月8两银子。但为数甚众的保守势力认为,此举等于“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同文馆将招生门槛一降再降,报名者仍然寥寥。甚至在1967年,总理衙门筹划扩大同文馆规模,增设天文、算学二馆,将所招人员推广至翰林,进士出身五品以下各官之时,遭受巨大清议阻力,连原本有意报考同文馆的,也裹足不前。


这样的情况也不免让1865年接受同文馆教习之职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有些失望,就任不久他就提出辞呈,“照管十个只学英语的男孩子,对我来说是太没出息了,我觉得自己是在虚度光阴。”户部尚书董恂劝说他,他的学生中或许有一二将来会成为皇帝的老师,丁韪良才坚持下来。


上海民间英语热


与北京缓慢、拖沓的节奏相比,上海则是步履矫健,甚至似以百米冲刺之速开启了西化历程。与仍然沉迷在天朝上国迷梦,坚持“夷夏之辨”而裹足不前的京师官僚相比,奔走在上海街头讨生计的小伙计,颇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锐,民间迅速掀起了学英文的热潮。


一时间,“大英学堂”、“英华书馆”、“英文书塾”、“英语班”、“英话英字馆”……各种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这些学校大多是在华的外国人所办,针对的学生群体也各有不同。有高价收取富商子弟的贵族班,也有针对贫民子弟的英语夜校。以英华书馆为例,这所“沪上有名书院”,就分为日班和夜班,学费3元到5元不等,课程不但有英文,还有算学和司账等财会知识,由于教学质量好,经常出现招生爆满的情况。


在上海的书肆中,《英话注解》、《英字入门》、《华英文字合璧》、《华英通用要语》、《无师自通英语录》、《英字指南》等等英语教材比比皆是。以《无师自通英语录》为例,作者是将常用的英语句子收录其中,每个句子下面用汉语的谐音进行标注,这本书一共收录了900个句子,堪称最早的“英语900句”。


在上海的街里弄堂,常常能听到孩童们大声背诵着的洋泾浜英语歌谣:


来是康姆去是谷,廿四洋钿吞的福。

是叫也司勿叫诺,如此如此沙咸沙。

真崭实货佛立谷,洋行买办江摆渡。

……


从燃眉之急到富强之道


上海这股来自民间的英语热潮一开始就展现出与北京同文馆所不同的风貌,如果说同文馆的英语是被迫的、政治的、官场的话,那么上海这上至洋行经理,下至跑街店员口中以宁波、上海话发音为基础的洋泾浜英语,则完全是主动的、商业的、职场的。它从蔓延开的那一刻起,就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

 


上海民间仁人志士把握时代脉搏,也在寻求救国之路。依靠洋泾浜英语发家的实业家叶澄衷,将自己名下的虹口唐山路下海浦西侧的三十余亩土地捐献出来,用来建设上海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新式学校澄衷蒙学堂。“白话文第一人”胡适、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在此完成中学教育。


1884年,毕业于上海英华书馆夜校的买办郑观应,在经历了商场浮沉之后,有感于时世艰危,退隐发奋著书。1894年,《盛世危言》出版,此书以西方为参照,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提出了全面的改良主张。


官方与民间的合力,最终让这股学英文之潮从涓涓细流汇聚为震撼时代的力量,伴随着朗朗的读英文声,具有西学意识的一代新知人群不知不觉中成长起来了。而正是他们,带给了国人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和世界意识。


文章摘编自:

  • 《同文馆与洋泾浜:走向未来的人》(《国学》2011(03),作者:孙展)

  • 《斯文将丧乎:口水中的同文馆》(原文载《被打断的转型——晚清真相》,2011,黄波)

  • 《略论上海广方言馆》(《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01):104-109,作者:曾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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