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是“那三”本学期第四季第11期作品，也是总第63期作品。
本期主打 西藏和平解放 1951年5月23日
我国的西藏自治区位于青藏高原西南部，地处北纬26°50′至36°53′，东经78°25′至99°06′之间，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全区面积120.223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8。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元朝以后，中央政权始终对西藏行使着有效管辖。藏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 西藏唐宋时期称为“吐蕃”，元明时期称为“乌斯藏”，清代称为“唐古特”、“图伯特”等。清朝康熙年间起称“西藏”至今。
我们的历史课本当中一般都有记录，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仰慕中原文明，几次向唐求婚。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入吐蕃，密切了唐蕃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汉藏之间的友好关系。
8世纪初，唐朝又将金城公主嫁到吐蕃。吐蕃和唐朝“和同为一家”。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次年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文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22行省之一。此后正式颁布的《宪法》等法律法规，也都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1912年7月，民国政府设立管理蒙藏事务的中央机构——蒙藏事务局（1914年5月改称蒙藏院），并任命中央驻藏办事长官，直属国务总理，例行清朝驻藏大臣职权。1929年蒙藏院改制为蒙藏委员会。1940年4月，蒙藏委员会在拉萨设立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派出机构。西藏地区宗教领袖的认定、坐床也是经当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批准的。
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其黑暗、残酷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有关史料表明，旧西藏占人口不到5%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等农奴主，占有西藏几乎全部耕地、牧场和绝大部分牲畜。农奴超过旧西藏人口的90%。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把农奴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1950年的西藏有100万人口，其中没有住房的就达90万人。
农奴主用差役和高利贷对农奴进行残酷的剥削，仅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种类就达200多种。农奴为农奴主支的差，占农奴户劳动量50%以上，高者可达70%到80%。藏族民谚中描写道：“农奴身上三把刀，差多、租重、利钱高；农奴面前三条路，逃荒、为奴和乞讨”。
（这是农奴主专门惩罚农奴的刑具，夹手指用）
（这是农奴主专门惩罚农奴的刑具，挖眼睛、断肢等用）
（红脚镣，这是从印度进口的铁夹子，烧红了以后掰开套在奴隶的手脚上）
农奴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却连温饱也得不到保障，经常要靠借高利贷勉强糊口，高利贷年利率高达20%到30%，使借贷者利滚利，造成永远还不完的“子孙债”和以借贷人和担保人全部破产而告终的“连保债”。
西藏地方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维护农奴主的利益。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农奴主运用成文法或习惯法，设立监狱或私牢。地方政府有法庭、监狱，大寺庙也设法庭、监狱，领主还可在自己的庄园私设监狱。刑罚极为野蛮残酷，如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
1949年9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攻克兰州，占领西宁。7日之后，12岁的班禅派出堪布会议厅最高文官计晋美一行，昼夜骑马赶到西宁，同解放军取得联系。
实际上在西宁解放之前，国民党即屡次派员劝说十世班禅去台湾，不要被共产党所利用。但他断然拒绝。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当天班禅即给北京发电报：“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钧鉴，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伏崇。二十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懈怠……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至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班禅额尔德尼叩。”
获悉班禅的来电，毛泽东格外欣喜。
一年半后的1951年4月27日，少年班禅来京，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为表达感激之情，班禅献给毛泽东多项礼物。其中有一面红缎锦旗，上面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还有金盾一座，上面镶嵌“毛主席万岁”五字。
某种意义上，班禅在1949年10月1日给中央的电报，是坚定毛泽东和中央政府统一西藏决心的原因之一。在此前的1949年2月，毛泽东同苏联特使米高扬的谈话中这样谈到西藏问题：“西藏问题比较麻烦，但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
毛泽东给出的原因有二。一是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比较多；二是民族问题，尤其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这个问题更需要时间，需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
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发电报给彭德怀并让他转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使用三个军，如何分配及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
出兵西藏，在这封电报里正式被毛泽东提出。
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
出兵并不是首选，和平解放仍是中央竭力争取的。1950年1月20日，中央政府就要求西藏当局派代表赴京商谈西藏和平解放问题。
当年5月27日，西南局向中央提出了与西藏地方代表谈判的十项条件。内容主要包括：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其现行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和达赖的地位及职权都不予变更；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等。
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亲自审阅修改，并批语：“均可同意”。这个《解放西藏公约十章》由此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
西北局也根据中央精神，曾先后派出两批人去西藏劝和，结果一批被西藏政府限令出境，另一批竟遭扣押。
一些西藏高层人士，也为和谈竭力奔走，格达活佛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
格达活佛是西康甘孜白利寺活佛，早在1930年代，他就与共产党结缘，和朱德更是私交甚笃。1950年春，当解放军抵达甘孜时，格达活佛用这样的话欢迎解放军：“你们这些无神论者又来了。可是我这个有神论者要热烈欢迎你们，拥护你们。”
当听说噶厦当局置中央政府的和谈要求于不顾的时候，格达活佛决心赴西藏劝和。朱德知道这个消息，为了格达活佛的安全起见，立刻拍电报劝阻，但他不改初衷，朱总司令见格达活佛这样坚决，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格达活佛此一去，就再也没能回到甘孜。
当年7月14日，他到达昌都，立即向昌都总管表明他此行之目的，随后又给拉萨的朋友写信，要求促成双方和谈。
格达活佛的一系列活动，让分裂分子甚为恐慌。8月13日，英国驻藏间谍给他喝下毒茶。他中毒之后腹痛不止，口吐黄水，鼻孔流血，留下一句“为求和谈，我死也不悔，但求到拉萨见到达赖啊”后离世。
而在格达活佛赴昌都之前，西藏地方政府已派出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和堪穷土登杰波为首的所谓“西藏派赴中国外交代表团”，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在香港同中央谈判，以拖延时间。
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请加注意。”
除了和谈的种种努力之外，“以打促和”的方针也在实施中。
昌都地区，西南军区18军正在向那里集结。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下达命令，决定改由西南局实施进军西藏任务。当日毛泽东发电报给彭德怀，并请转告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电文提到：“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
刘邓最后决定派18军赴藏，那一年，军长张国华36岁。
张国华这样说服他的战士：“有人说，西藏是不毛之地。你把西藏看成是不毛之地，可是帝国主义却不嫌它荒凉，长期以来在那里钻，现在美帝国主义也积极插手，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倒不如帝国主义热心。
为赴西藏预热，18军在川西掀起了大练兵运动，当年入藏的新华社记者赵奇这样描述：“每天天不亮，战士们小跑三十华里才吃早饭，有人背着粗圆木，也有人背着磨盘，平均负重70斤，许多人脚磨破了，磨起了一片血泡，炊事员每天晚上都要烧上一锅锅水，让大家洗脚后用马尾把一个个血泡穿透，让脓血流出来。”
精简体弱有病的战士2779人后，18军挑选优秀战士14609人，补充了大批强壮骡马和便于携带的火炮等大量的各式武器，面貌焕然—新。
毛泽东决定从苏联购买30架高空运输机，停在四川新津机场，以支援进军。
1950年10月6日，在被称为西藏门户的昌都，解放军发起了战斗，这便是彪炳史册的“昌都战役”。
当年作为18军侦察兵的王贵回忆这场战役，给他留下深刻记忆的是解放军俘虏藏军的故事：“我所在先头部队俘虏三千多藏军，他们开始很害怕呀，但是没想到我们对他们那么好。藏军过去抓到俘虏，剁手、剁脚、挖眼睛，随便怎么样处理。但是，解放军却给他们治病。我们的伤病员后治，他们的伤病员当场就给包扎，除了武器弹药上缴外，他们的私人财物都发还。”
进藏部队当时向藏军俘虏们宣传昌都一役的目的：“你们的藏政府不跟中央谈判，还杀害了去昌都劝和的格达活佛，所以必须打这一仗才能撬开和谈的大门。”放回去的俘虏一路上说解放军的好话，“没想到当解放军的俘虏还挺不错的”。
昌都战役历时19天，歼敌5700余人，这是解放中国大陆的最后一场战役。刘少奇喻之为西藏的“淮海之战”。
（坐者右起为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上图）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签字。上图坐者右起为中央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
1951年1月，阿旺晋美为西藏地方政府谈判首席全权代表，与此同时，由拉萨派出的四品官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一道，经康区前往北京求和。
1953年7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放西藏时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对西藏是先礼后兵，兵后又礼”。
（1951年5月23日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原本）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经过谈判之后，对和平解放西藏取得了一致的意见。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正式签订。签字仪式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同年10月16日，人民解放军根据《协议》规定进驻拉萨。西藏的和平解放，促进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使西藏人民从此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西藏的和平解放，在西藏民族历史上和我国民族关系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经过西藏人民67年的艰苦奋斗，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援助下，西藏从原始的农牧业社会大踏步迈入工业化、信息化时代，机场、铁路、高等级公路、光缆、4Ｇ网络等现代化设施纷纷出现在雪域高原上，展望未来，西藏的发展将会更美好，更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