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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最后的“乡绅”们的背影儿

一枝客的空间 2021-08-26 12:00:33

  有个有点儿陌生的词语叫乡绅,即乡间的绅士。我们50后读小学时,经常学习毛爷爷的文章、语录,其中有一篇重要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开头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学习这篇文章,我们熟悉了“土豪劣绅”一词,知道了乡绅都是坏蛋。年龄渐长,慢慢知道了所谓乡绅并非坏人。封建时代,文官退而致仕,告老还乡;武将抽身退伍,解甲归田。没有谁会眷恋京城,没有谁会留居州府。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故土再瘠,乃养育之地。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即便远在千里做官,退休后也要归乡养老,在故乡热土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古代那些或致仕、或乞骸骨的官员们回到乡村,就成了乡绅的主要来源。乡绅就是乡里的管理者与读书人。青年学者熊培云在《重新发现社会》中就说,人是一种社会存在,而非国家存在,社会比国家更古老。熊培云用厚达400多页的书去讲社会的再发现,讲得极为精彩。国家是国家,社会是社会。传统社会里国家的行政力量不足,故而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乡村交由社会管理,国家给社会留有相当余地,而乡绅就成为社会管理的主角。因为乡绅是本村人,能够从乡村的宗族、家族、民众那里得到支持,具有较广泛民众基础,使他们成为乡村民众的代表,也是村民所期望造福乡里或教化民众的不二人选。

国学大师钱穆曾讲过:过去的乡绅,“上通官府,下管附近乡里赋税差役等事。有他事争执,亦至绅士家裁判,可免进城涉讼。”社会学家费孝通也讲过:“水利、自卫、调节、互助、娱乐、宗教等这些地方的公务,在中国传统里并非政府的事务,而是由社区里受过良好教育或较为富裕家庭的家长来管理的。”有人说,乡绅“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1949年以后,中华人名共和国成立,在经历土改之后,贫协会、革委会以至村委会组织成了农村的领导者,议事办公地点由祠堂转至村公所以至后来的村委会,即便是僻远的农村,也有村党支部,有村委会,是农村社会管理的主角。农村社会已然不是一个国家权力的真空地带,所以说,严格意义上的乡绅已经消失了。

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农村还依稀可以看见乡绅的背影儿。我父亲是19806月离休回村。所谓“离休”,国家政策规定是“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副县长及相当职务或行政十八级以上的干部。”其实,父亲当时身体多病,也希望能留在市里,毕竟市里的医疗条件远优越于村里,在市里居住,去医院看病也方便得多。但那会儿阳泉市区还没有大规模扩建,房地产商还没有横空出世,父亲所在的单位没有住房,故而,父亲领了4000元安置费回到村里。这段时间里,父亲的几位在市里或矿上做领导的同村伙伴们也陆续退休回村,有高振文、靳振华、韩砚田等。与父亲前后离退休的几位老干部的组织关系都转到了村里,所以,也就自然参与到了村里的事务中了,某种程度上,就起到了一些乡绅的作用,我之所以说是“乡绅的背影”,是因为父亲他们这些致仕的“乡绅”仅仅是唱个配角而已。

父亲离休回村至去世,在村里生活了将近20年,他很关注时政,家里一直订阅着一份《参考消息》。《参考消息》是上世纪70年代所谓“内部发行”的一张报纸,据说是16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才可订阅。我父亲那时是正县团级干部,故而有资格也有条件订阅《参考消息》。在当时所有的报纸里,唯独《参考消息》的内容是转载境外舆论,按毛爷爷的说法,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父亲在他的笔记本扉页自题小诗曰:“关心国事常读报,锻炼身体少用药。养身莫把闲心操,知足长乐忍为高。”事实上,父亲的“闲心”也操得很多。他经常帮助乡邻们排解各种纠纷。我周日回家看望父母,经常见到有村民与父亲诉说自己的麻烦事儿,父亲不厌其烦地劝解开导;有需要诉至于法律的纠纷,父亲也耐心地讲政策,并帮忙写诉状,写契约等等;至于我们自家的亲戚家族等,有了各种矛盾与家庭纠纷,第一时间总是找父亲,他总是去努力化解矛盾。

同时,父亲与几个老干部们都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譬如捐款。我翻阅胡连鑫、李瑞才等编撰的《苇泊人文风情简录》,其中记载维修天齐庙,修缮聚秀阁,建设新学校……这些致仕的准乡绅们都积极参与。1987年,根据郊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指示,父亲与几个老干部在村党支部组织下成立了“苇泊村文史资料小组”,由高振文担任组长,靳振华与父亲担任副组长,组员有韩砚田、郭永仓、史建命、梁存怀。村支委参加人是张成瑞。这些老同志们通过回忆、走访、座谈……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整理了各种残存的史料,由父亲执笔而完成“苇泊村八年抗日战争斗争史”,为苇泊村留存下将近一万字的珍贵史料。父亲与高振文、靳振华、韩砚田等都是当时的亲历者,也是积极的抗日分子。

父亲这些致仕的准乡绅们回到村里,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儿就是村干部的换届选举,他们也积极参与其中,当然,也招来一些非议。我有时听到一些议论,也劝说父亲:你一个退休干部,挣得是国家工资,也不拿村里的俸禄,村里谁当干部,与你一点关系也没有,何必得罪人呢。再说,谁是振兴苇泊村的能人?你们几个老干部都了解?父亲虽然表明“莫把闲心操”,“忍为高”,但他到底也忍不住要操“闲心”,要参会,要发言。其实,那是我没有读懂父亲,后来我渐渐理解了父亲他们这些准乡绅们。正因为他们与村里没有任何利益纠葛,而且都是在政治风浪中闯过来的人,所以才能用“第三只眼睛看苇泊”,更敢于表达自己真实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经历过我们后辈们所没有经历过的战乱、饥荒与苦难,没有人比他们更热爱自己的家乡,也就更希望苇泊村能欣欣向荣。在抗战那样险恶的环境中,他们几个就敢于为民族挺身而出,不惧死亡,因为他们不但有水一样善良的情怀,更有火一样刚烈的个性

父亲是个老革命,老党员,生于苇泊,长于苇泊,年轻时正赶上战火纷飞的岁月。1937年日军开始了侵华战争,父亲时年16岁。1938年农历腊月初七上午,日军占领河底苇泊,在河底建碉堡,设岗哨,苇泊村成了敌占区的“爱护村”……与此同时,抗日活动也全面展开。1940年百团大战后,父亲担任苇泊村“青年抗日先锋队”的队长,时年19岁。1942年改任苇泊村“抗日联合会”副主任,时年21岁。1944年改任八路军的村粮秣主任,时年23岁。19459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父亲于1946年正月离开苇泊村去平定岳家庄报考小学教师,以优异成绩考取后到杨树沟任助教,后调东垴学校。国共谈判破裂,阎锡山的顽固军接管了阳泉。父亲于1947年参加了八路军的区武工队,并兼任东垴民兵指导员,时年26岁。区武工队一直活动在辛庄、南庄、马庄、韩庄一带,也经常到河底敌占区一带打游击,在战斗中父亲几次身处险境,又化险为夷,直至阳泉解放。“苇泊村八年抗日战争斗争史”中记载,高振文、梁存怀等都是区武委会的侦察员,都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抗日斗争。

近几年的清明节我都要写一篇祭奠先人的文章,以示怀念。今年清明本没打算写纪念之文,但清明日忽然气温骤变,又是风又是雪,就想起了宋人吴文英在清明节那天写过的一首《风入松》:“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瘗花铭。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    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今年的清明日亦是听风听雨过清明,就又念起去世的父亲,虽然人去魂散,往事难追,但与父亲他们这些准乡绅们一起经历的往事,早就用另一种方式,存在于我们的生命里,影响着我们的现在与将来。他们是农村最后一批乡绅,在他们之后的退休干部都在城市里安家了,再也无人归乡居住。作此文时,我似乎仍然望得见这些准乡绅们向历史深处踽踽而行的模糊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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